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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襟期》读后感精选_励志文章

来源:星际艳遇网    时间:2020-10-16




  《师友襟期》是一本由周汝昌 著 / 周伦玲 整理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锁线四色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4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师友襟期》读后感(一):周汝昌先生眼中的近代名人群像

  文/岸晓风

  近期,晚读由周汝昌先生之女周伦玲整理的、周汝昌先生著的《师友襟期》一书,心中生出若干感慨。该书是周汝昌先生晚年“怀旧”时写下的与人交往的一系列“旧事”,但是越“旧”,则越可贵。本书既叙述了相继结识的顾随、胡适之、邓之诚、张伯驹等诸位师友,还列出了一批学者文人,红缘辐辏,出人意想,蔚为大观。周汝昌曾说,名曰写人者,实为写己,不过借径之一途罢了。所谓“人”,往往对“己”而言,“因为传他,亦可传我”。此《石头记》中一条批语的名言至理。

  书中写胡适,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郎爽,平易真诚,大度。周汝昌先生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时,就因研究红楼梦而名气日隆。胡适先生看到作者的文章,便第一时间通信讨论切磋。但是随后,胡适先生知道周汝昌只是一介学生时,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关切。随后,作者向胡适先生借阅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乾隆抄本,这是研究红楼梦的“连城之璧”“无价之宝”,但是胡适先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并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之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忘了它!胡适先生热情关怀学术研究和青年学子事业的博大情怀跃然纸上。

  作者写周总理,不仅是伟人。作者写周总理在1962年1月亲临《红楼》曲艺专场倾赏的场面,堪称妙笔。当时地点是在天津文联礼堂,台上,名角济济,台下,满座名流。当时,当卢派梅花大鼓演员花五宝把“黛玉葬花”刚刚唱完,鞠躬下台,接场的还未上,忽见满座的那种赞、议、说、笑之声一下子截断,全场的一切音像静下来了!“大家的目光很快集中了,都向同一个聚集之点谛观”、“那时的‘空气’真是奇妙无比——明明一无声响,却又清楚地感到一种惊讶喜悦的‘发现’的幸福之情”,原来周总理到了。作者写道:“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肃敬无声’的喜悦和幸运感”。

  书中,这些故事虽短,但是不由让人怀念。

  《师友襟期》读后感(二):用胸怀记录师友

  读周汝昌大师的《师友襟期》,感受颇深!大师之名名副其实。单从文字表述就让我非常受益。就像现代人总说“有钱任性”,而古人却说“家有千金,行止由心”一样,作者周老都是在用第二种方式表达,因此读每一句,每一个段落,都能感受到大师的深厚的文学功底,这绝不是一日之功。

  读着读着,就走进了作者的交往世界。他交往的人,可以说都是元老级人物,有文学界的大师,像张元济先生,胡适之先生,吴宓先生,沈从文先生,巴金,冰心,三毛之父张乐平等,有政界的精英,包括周恩来总理,北京副市长王昆仑等,还有各界有名气的人。作者的红学研究,让很多人佩服,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能独善其身,一心做研究,真的让人佩服。

  作者是红学大家,著有《红楼小讲》《红楼梦新证》《曹雪芹的故事》《石头记会真》等,学问的研究,需要考证,需要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比如作者认为恭王府就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人认同,有人质疑,作者努力从各个文字,著作中找寻到一些证据,从而形成著作。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的,需要有大量的依据。一辈子做学问,这样的人,胸怀是宽厚的,他能容下世间难容之事,也看穿世间可笑之人。

  从照片中看,94岁高龄的周老,鹤发童颜,但慈眉善目。我们都知道相由心生,从周老写成的哪些师友之事看,他的确是宅心仁厚之人,他不计前嫌,也厚待他人。即使有些不尽如人意的事,他也看淡了的。

  周老和那么多人都有过交往,而且都用文字记录下来。他在自序中说:“名曰写人者,实为写己,不过借径之一途罢了。”的确如此,不过从这么多交往中,我们也能看出他人的品行。

  喜欢读这本书,是因为能接触那么多我了解或者不了解的人物,心里很愉悦。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接触到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的照比较多,也出现在书中,所以文和人能够形成共识。但有些作家就不同了,当熟悉了作家的作品,多年后再看到作家其人的时候,总觉得不是一个人。从这本书里我能把人物与作品做一个等同,既了解作品,又了解其人,不能不说这样的书对我来说是极为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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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友襟期》读后感(三):管中窥豹看“师友”

  《师友襟期》是由已故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周汝昌先生所著,其女周伦玲整理而成的一部作品。和其专著不同,这是一部有关周先生在治学、工作当中与师长前辈论学交友的回忆文字。周先生平生所拜识的文学巨匠、文化名流都曾有简略的纪念文字,虽然这里只收录了比较重要的部分,每人也只是短短一篇文章,但也足够我们后人学习与敬仰。

  作为一名对“红学”不甚了解的门外汉,之所以想阅读这样一本书,其实更多的是想一睹那个郑州市手术治疗羊癫疯好的医院年代文学大师和各界文化、文艺名流之间的交往故事。而这也正是北京出版社“述往”丛书的精神内核所在——述往事,思来者。在前人的故事里找到值得学习和借鉴,值得继承和发扬的闪光点,化为自己前行的动力与源泉。

  翻开《师友襟期》的目录,众多在文学、艺术、教育,甚至政治界的巨擘的名字便接踵而至。这里写道的不仅有与沈从文、巴金、张中行等文学大家的交往故事,也有关于《大学者鲁迅》、《燕园老校长——司徒雷登、陆志韦》的内容;更有《京剧大师梅兰芳》、《书画鉴定权威徐邦达》、《三毛之父张乐平》;甚至还有周总理、副市长王昆仑、政协委员骆玉笙,等等各界名流。

  且不说我们是否对这每一位先生有所了解,单单听到那些熟悉名字就已经知道他们是何等地位。而周汝昌先生因为对《红楼梦》的研究,与他们都因缘际会有着别样的交情。书中亦介绍亦回忆,向读者们展示了他们之间的论学与交往,其中既有文学的探讨,也有历史与社会,时局与人情,见著细节,令人慨叹。

  而作为“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既是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例如在开篇第二的《陶心如先生》一文中,周先生就谈及了陶心如先生见过曹雪芹画像这一“秘闻奇事”。而在后面的《追念邓云乡先生》中,也提及了有关画像真假的事情。之前一文,是“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其后一文,是1983年。可见,周先生对《红楼梦》与曹雪芹的研究是贯穿了其一生的追求。

  除了周汝昌先生亲笔写下的怀旧文章,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的往来书信、函件、手迹、题诗、赋诗照片,以及周先生与许多友人的留念合影。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众多大家学者同时也都是书法家,其间几乎每一幅作品手迹都可以称之为艺术品,令人欣赏玩味良久。而且有了这些辅助内容,也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去了解文章中的故事,是十分珍贵的研究与学习资料。

  其实作为一个门外汉,是真的不敢在周先生的作品下过多评论。只能尽力去感受和体味一代大师的治学风范,还有那个年代里浓郁的研究氛围,毫无利益之心的交往之情。不管是学习还是研究,还是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瞭望,去追求,去以宽广、真诚之胸怀广交天下朋友,才能收获更多的果实。

  《师友襟期》读后感(四):一部《红楼》结百家

  文/赵客

  最近和朋友们聊起饭圈种种,表示不能理解这样的疯狂。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便粉上哪个明星,那也只能算是佛系粉丝。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流量担当,《红楼梦》一书粉丝众多,如果红楼也有饭圈,那周汝昌必然是饭圈大咖。我读周氏的书比《红楼梦》原著还早些,幼时在家常翻的一本是他和四哥周祜昌同著的《石头记鉴真》。后来读原著,又搜刮各种相关著作、学刊等等,也只能算是《红楼梦》的一个佛系小粉丝。

  而周氏的痴迷,终成巨著,一部《红楼梦新证》算得红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虽然周氏种种常为人诟病,但此书的价值当被肯定。如红学家赵冈所说,“他的贡献,很早就开始溶入他人的见解重,但他的失误,则不断有人提出检讨。”书中种种理论在今人眼中或已习以为常,但在当时仍是石破天惊。而周氏对《红楼梦》的痴迷及研究成就,也促成了他和众多学人政要等同好的交往。可谓一部《红楼》结百家,晚年的周汝昌怀念师友交往,将短文集结成册,才有了《师友襟期》。

  这些师长友人与周氏相交,大多缘于《红楼梦》,即便不是如此,相识后也会成为主题。胡适慷慨出借价值连城的宝书《甲戌本石头记》,巴金先生直言自己对《红楼梦》所知有限,钱钟书先生的诗词唱和青眼相待。更不用说和俞平伯、何其芳、赵冈、沈从文、邓云乡等红学家之间的学术探讨。如果给这部书起一个个更通俗的名字,可以是——《红楼梦与我及其他粉丝》。

  平常人读名人轶事,难免存了八卦猎奇之心,但周氏往往在关键处语焉不详。“京华掌故首金张”,金指金受申,“张”则是指张次溪。张次溪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后来又投靠日伪出任伪淮海省教育厅长,并编纂了《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周氏只写“他有历史五点,沦陷时曾任过某职。”,也是不愿背后嚼人舌根。张次溪死于1968年,周氏说“他死得很惨。倘如此,一切俱不可问了。”寥寥数语,留下空间供人想象。现在大多数文章都说张次溪是病死,只怕并非如此。

  即便周氏书中多是关于红楼,也有些信息值得注意。早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整理《红楼梦》新版,找专家进行注释。沈从文先生认为必须“切实详解清代的那些实物”,故而寄来了一份分量很重、下过真功夫的红楼注稿。因与时局不合,无奈被启功先生退稿。这部红楼详注后来未见出版,倘若原稿还在,能出版供人一观,会是极好的学术研究书籍。

  红楼梦粉往往分为薛派林派,而周汝昌则钟情于史湘云,是著名的“史派”。有时过于痴迷反而犯了“打哪儿指哪儿的错误”,在《金启孮》一文中,竟然搞错备份,让清代著名的女词人顾太清嫁给了《还珠格格》的男主角荣郡王永琪,想要通过顾太清与鄂太夫人的关系来证明史湘云与史太君的关系,从而说明红楼梦中的荣府即荣郡王府。女儿兼助手周伦玲女士在编后记中说,“父亲著文时凭的只是记忆”,不知是否周氏记忆混乱而导致?

  周汝昌先生已于2012年谢世,书中所忆健在者只怕也已寥寥无几。”记当年曾共花前笑,念玉雪襟期,有谁知道。“

  <武汉治癫痫病在哪好b>《师友襟期》读后感(五):字字含情,句句情真

  以文章于乱世求生存,著文者虽已不在人世,但言辞恳切、情真意挚、文采斐然的文字著作仍留传于世。正如这本《师友襟期》,字字含情,句句情真,尚能感念一丝人间的温情。

  周汝昌的《师友襟期》,让我想起余华的《活着》,只要活在这个世上,便有可能实现的机会,一旦离开这个充满悲苦与不顺的世间,再无重新开始的契机。温暖的文字打动着心有善念,心怀慈悲的读者,耄耋老人可以如此豁达洒脱的直抒心意,将心中所想所感真诚而不加伪饰的著述成文,这份真挚之情自有动人心魄之力。

  读者细读此书,会自叹及不上周汝昌先生的细致、严谨,每一篇怀念的文章都是情真意切的胸臆薄发,每一个感动的瞬间都有工整的古诗词的辉映,无论是韵味还是意境,无不体现着周汝昌这位著作者的人生智慧。

  有师如此,该是人生难得的幸事,而这本《师友襟期》何尝不是周汝昌先生留给读者的心声? 似严父又似相谈甚欢的知心友人,周汝昌先生的文章确实雅欲共赏,书里的人物有身居高位者,有蜚声海内外的名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单纯朋友,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是如此融洽,如此的相得益彰。 对《红楼梦》的孜孜钻研成就了周汝昌先生的学术高度,也将人生宽度和深度无限延伸,专注于一隅,无疑, 周汝昌先生是成功的。

  文可以达意,文可以交友,文可以述志,文可以申张人生至理,七十余篇真挚的文字,描绘出人生的万般情态,壮丽河山之下的多样生态。读周汝昌大师的著作如春风拂面倍感温暖,这样的文字会让冷漠的世间倍感温馨,朴实无华方是隽永。一如对学术的深厚造诣,对人对社会对自然都抱有赤诚之情的周汝昌先生是值得学习来景仰的前辈。

  读懂了这部《师友襟期》,也就读懂了世间至理,为人为学皆是幸事。 白首如新,倾盖如故,心有灵犀者勿需多言,便可意会。人间事,正如诗作:倾盖相逢诗亦奇,茫茫文海望相知。平生一面缘何薄,恨晚心声最可思。

  《师友襟期》读后感(六):这种鱼雁传书、诗歌唱和的珍贵友谊,如今已经不多见了

  《师友襟期》是周汝昌怀念故友往事的一本文集,讲述了他在研究红学的过程中,曾经交往或者见过的师友之间的小故事。这本书由周汝昌的女儿周伦玲整理,恰好赶上在周汝昌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也算是对周汝昌的一份特别的纪念。

  在后记中,周伦玲提及周汝昌曾在自序中说,“名曰写人者,实为写己,不过借径之一途罢了”。所以,这一本文集的内容,基本都是围绕着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来写的,单独回忆故友其人其事的内容非常少。这也可以看出,周汝昌的确是个研究红学成痴的人,心中满是《红楼梦》,毫无旁骛。

  周汝昌痴迷于研究和考证《红楼梦》和曹雪芹相关的所有内容,他和多数师友之间的交往,几乎都是为了讨论红学,交流信息。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多都依赖于书信。因红学而结缘,因红学而成友,用“红缘辐辏”来概括,再恰当不过。

  周汝昌与陶心如先生,就因都对红学感兴趣而结识。陶心如专门去找素不相识的周汝昌,只为告诉周汝昌他曾在友人家见过曹雪芹画像的事情。陶心如不但说明原委,更是随手给周汝昌画了所看到的曹雪芹肖像的示意图。

  那时的他们,心无杂念,只为了分享这一难得的信息,便登门造访,相谈甚欢。这可以说是周汝昌跟大部分师友交流红学的常态了。周汝昌所交往的友人,多数都是文艺界人士,许多朋友都愿意把自己所了解的信息,毫无保留的告知周汝昌,或者把稀有的资料提供出来,帮助他研究和考证。

  陈大远告诉周汝昌,他的故乡丰润的本地话,就常有像史湘云把“爱”读成“厄”的口音特点;荣郡王后裔金启孮给周汝昌讲述家族往事,帮助周汝昌了解史太君和史湘云的人物关系的原型;胡适毫不犹豫地把珍藏的不同版本抄本借给周汝昌研究之用;尚可喜后人尚养中专门给周汝昌讲述家族中曾见到的曹家后人曹大哥事迹……所有这些,都大大帮助了周汝昌的红学研究,都是难得的奇缘。

  周汝昌与冒舒諲的相识,更是奇缘。原来他们刚巧同时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新作。中心方面回寄赠书时,把两位的地址写反了。双方对换赠书,书信联系,引为知己,更嫌书信不足表达,直接登门拜望,聊得停不下来。

  看周汝昌回忆跟这些师友的旧事,真是“来去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窥见那一代文人的风采。

  周汝昌是顾随的得意门生,在诗词方面颇有造诣。并且,那一代的文人,很多都是中西兼得。在周汝昌和师友的书信往来中,经常随手以诗词赠送、彼此唱和,这份诗意也很让后人羡慕。

  周汝昌就是个“诗痴”,很多文章末尾都会附上一首诗。巧的是,缪彦威也是个“诗痴”。所以,他们二人见了面,就“痴”到了一起,不仅忘了身边的其他人,甚至走在街上念诗都惊动了路人。

  周汝昌和老师顾随的书信往来,常常诗词唱和,和孙正刚更是共同爱好“填词”。他和孙正刚一起研究词的格律,严格遵守四声平仄,孙正刚甚至把每个字两侧列好几个可选的单字,找周汝昌帮他选择最好的。这种沉浸在汉字的奇妙和优美之中的意趣,外人很难体会了。

  现在来看,周汝昌跟友人的往来书信,不仅有学问上的探讨、友人间的关怀,更有这一番诗词唱和的雅趣,濮阳油田总医院癫痫科好不好雪泥鸿爪,弥足珍贵。在《师友襟期》这本书中,整理者周伦玲也特意在文章中搭配了部分手稿和书画照片,可以再见故人手迹。这样的书信,如今很难再见了。

  2019.01.13雾凇

  《师友襟期》读后感(七):张一帆:周汝昌的朋友圈

  周汝昌先生年过八旬后,怀念师友,发愿要写“鸿儒七十二家”,而事实上所成之稿,已近百人。这就有了北京出版社新出版的周汝昌述说师友襟怀、志趣的回忆录《师友襟期》。视其交谊,有近有远,有亲有疏,察其用笔,有浓墨、有白描,如不同对焦点之画作。

  近者,同样是记述先师,亦有不同类型。有爱师更爱真理,比如对胡适:“我怀念他,是心里话,以前不便畅言。对他的语文主张有不同之意见,也是心里话,不说就不诚实。”(《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有爱师与爱真理一般,比如对顾随:“盖先生首先是一位‘课堂讲授’这门专业的超常的典范,而且,我久认为课堂讲授是一门绝大的艺术,先生则是这门艺术的一位特异天才艺术家——凡亲聆他讲课的人,永难忘记那一番精彩与境界。”(《苦水词人号倦驼——纪念顾羡季先生》)

  还有通过爱师体会真理与世道人心,比如对吴宓:“他自己正近似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了解,不为社会宽容,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吴宓先生:行真守礼》)

  远者,描摹周总理风采,并未状其貌,播其声,竟以无声之空气述之,连段落的安排都极富节奏感:“忽见满座中那种赞、议、说、笑之声响一下子截断,全园(其实是礼堂,已成了鼓书的‘茶园’也)的一切音响静下来了!人们不知何事——纷纷四顾张望。这时,大家的目光很快集中了,都向同一个聚集点谛观。那时的‘空气’可真是灵妙无比——明明一声无响,却又清楚地感到一种惊讶欣喜的‘发现’的兴奋之情。原来周总理到了!这是一种难以言传的‘肃静无声’的喜悦和幸运感。这种‘空气’弥漫了整个礼堂。”(《周总理与〈红楼梦〉》)

  亦有寥寥数笔勾出人之颊上三毫:“我曾撰文以金钟为喻:你不叩他,他默然超然,如不能语言;你一叩他,他立刻应声而发出洪音,妙绪渊然。这样的人,方不浅薄。”(《诗人画家陈大远》)

  当然,周汝昌先生谈人或与人谈,总是离不开《红楼梦》,但是门内谈红,仍常得迁想之妙,如他与任继愈先生竟谈及红学与老子学关系密切——老子学是天地人“三才之学”——《红楼梦》的情节就没有离开过“三”。(《忆任继愈先生》)

  无论写谁,周汝昌先生似乎一有机会就要阐释何为“知音”,并感叹“知音”难得:“奇得很——平生拜识的知名学者文家,几乎全是比我年长而不弃下交的忘年之谊,而且又多带有‘传奇性’的因由经历,复限于一面而不可再会的人生契合之间。这也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致’——既感知音,又伤遽别。”(《相见恨晚——纪念冒舒湮先生》)相对文人而言,艺人之艺,文字不易名状,更需要知音:“后来,特别是当世今时,有没有不尽为人所知的柳敬亭呢?我看未必全无,只不过要有赏音为之标举,要有‘居停’助之开讲,他的才艺与声华方能广布四方。”(《白头人唱红楼梦——记弹词专家黄异庵》)

  无论写谁,“因为传他,亦可传我”,周汝昌先生才子个性跃然纸上,可到老仍是少年,可爱至极。限于篇幅,又不宜剧透过多,仅举一例,金启孮先生曾以女真文字书为大立幅惠赠于他,汉字注明为“红学旗帜”对此,他立即感言:“我荣获此赐,觉得光宠过于海外名校的学位称号。”(《金启孮先生》)

  才子手笔还体现在每篇人物文末,均有“诗曰”为赞,如化用杜诗记聂绀弩末两句为:想见当年豪侠气,检书看剑一题诗。这恐怕并非偶然所得,周汝昌先生曾感叹杜甫《夜宴左氏庄》中“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真写得好”。文人从书、剑二字中追踪侠气,引入胸中,诉诸笔端,亦是“以健笔写柔情”(顾随先生语)。我亦曾见谢无量先生、吴小如先生有过此二句法书,可见并非周汝昌先生之独好。

  周汝昌先生平生著作等身,对一位享年九十四岁高龄的老者而言,似乎不很困难,但他又是一位失聪近六十年,几乎失明近四十年的半残之人,不知多少著述,是在他凭着仅存的一点点视力,亲笔或是口述记录后修订而成的。孙崇涛日前在《周汝昌最艰难的签名本》一文中回忆:“一回我在收发室碰见他的小女儿周伦玲,便对她说:‘该叫你家老爷子歇歇手了!’伦玲说:‘哎哟,你可不能这么说啊,若让我家老爷子歇手,早就没他了!’周先生暮年羸弱的生命是全靠做学问来延续的,他之于‘红学’,真可说是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境地。”《师友襟期》中的学林人物,大多可称国手,国手相交,既是交游,也有高手过招般的交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里的“虽”不是不可以理解为“虽然”,但最好理解为“即使”,对后人来说,仰止、影从是可以也应该做到的。倘叹而止步,弗若临渊羡鱼,归而又不结网,恐怕不是周汝昌先生那一代人终身著述的终极目的。

  周汝昌先生在《百家讲坛·新解红楼梦》中说,研治红学,要从文、史、哲三种学科视角去关注,史学求真,哲学求善,文学求美,因而,关注文、史、哲,也就是追求真、善、美。他早年在给顾随先生的书信中这样写道:“神者,不灭者是。韵者,不尽者是。”后来又对此作进一步解释:盖南昌有多少家治疗癫痫病的医院名作与日月常新,因其作者之精神永存;而韵(古作“均”,即众乐据以定音协律之“乐准”)即“和声”“共振”,故其余音袅袅,绕梁三日——即回味不尽之境界也。

  周汝昌先生虽已仙逝多年,读其《师友襟期》,其颦笑,其音容,包括书中所传所有人物之颦笑、之音容,均令人回味不尽矣。

  《师友襟期》读后感(八):陈均:周汝昌的红学世界

  《师友襟期》是周汝昌先生晚年撰述的“人物志”。据编订者周伦玲女士的《后记》,其书原名应是《鸿儒72家》。周先生随性而写,写毕便塞入牛皮纸袋,最后写成的至少108将。除少数文章字迹难以辨认,因而未能整理收入,其他文章皆由周女士整理,编入此书。此种写作方式,类似元人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在树叶上书写,置于盎中,再埋于树根下。

  大约在前年,我因缘际会参加河北师大纪念顾随先生诞辰120周年研讨会,在会议的尾声,周伦玲女士取出一篇刚整理出来的周先生追忆其师顾随先生的文章,便是书中《苦水词人号倦驼》一文,云周汝昌先生晚年目障,字写得又大又斜,勉强辨识整理,才得此文。读毕,周女士与顾随先生之女顾之京教授相拥而泣,也令与座诸君别有一番感慨在焉。

  今番读到此书,又念起彼时彼景,便知晓虽是纸上文章,而竟浇灌了周先生晚年心血,字字读来,皆不寻常。其中,最深的印象便是周先生行文的风格,虽不能说是戛戛独造,但确乎是一种浸透着浓郁的周氏风格。初读此集,周先生的性情言谈便扑面,甚乃是逼人而来。因周先生写文,全凭个人之神行意会,以个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为据,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颇近于顾随先生解读古诗文之风格。书中所叙,并非史书式的纪传体,对人物行状予以记录,而是叙述传主与自己的因缘。而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因红楼梦研究而与周先生结缘。因此,此书的基本叙述模式便是:周先生回忆红学之路上的人与事,以自己的见闻、理解与评判叙述之、臧否之。这些人与事,无论他们的身份、事迹、志业、声名如何,皆是周先生红楼宇宙里或明或暗的“满天星斗”。而这个宇宙显然是以周先生于红楼梦的思与写为中心而旋转的。周先生还专门为这批文章设置了诗赞体,即每篇文章后都自撰诗一首,作为对这些人与事的评赞。这种形式又接近于《史记》的“太史公曰”,也和戏曲里定场诗有些类同,周先生采用这种形式,当然是受这些典籍的浸染而仿效之,但也有为他的红学世界建立标准的用意,如同给水浒之108将排座次。或者说,以他的视角,来建构一种松散的个人亲历的红学史。此书大略可以有三种读法:

  其一,此书可视作周先生的红学自传。此书虽是写一个个的人物,但皆是周先生红学之路上有关涉者,譬如,有为大众所了解的,如顾随推荐周先生的第一篇红学文章,此是周先生走上红学之路的起始。而胡适对周先生的欣赏与提携,则是周先生红学之路的基础。也有一些较少为人知,但对周先生尤为重要者,如周先生的四哥周祜昌。在《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悼亡兄祜昌》一文里,周先生就一再提及兄弟情谊与红学情缘相交织,令人动容。如“拙著《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四十万言的巨著,稿如山积,是祜兄一笔一画工楷抄清的”,“他的后半生,可说就是为了《石头记会真》一书而奋斗到底的”,等等。

  其二,此书又是一部红学公案录。在《何其芳》一文的结穴处,周先生写道:“世间事,曲折复杂,时出人‘智’外,‘五百年后’考证家考证‘红学公案史’,会涉及我所遇到的人和事。‘考证’是‘神通’有限的,常常弄得真实与幼稚颠倒起来。草草记之,以备来哲审判”。由此可见,周先生一气将诸多人物写来,其实是常常惦记着围绕着红学的纷争与公案。《红楼梦》之学,围绕作者、版本之说,聚讼纷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代的政治风向与红学交织在一起,红学不仅仅是学术,也成为政治的风向标,甚至成为政治本身,而影响普通生活。周先生以恭王府为大观园之原型,尊庚辰本贬程乙本,是影响了数十年红学及《红楼梦》文化的大关节,亦引发了更多的争议,直至身后。周先生自然深知此事,因此在写人写事之时,往往也当作红学公案之档案,以备后世评判。

  其三,此书更可作为红楼遗珍录。周先生写及人与事,有一大类是红学史上的失踪者,也即周先生有所见闻与接触,但此后消失不见的与《红楼梦》及研究有关的人物。如《沈从文详注〈红楼梦〉》里,谈到沈从文曾写有“一部质、量俱不寻常的红楼注稿”,而且沈从文彼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因之特别注意且主张对书中的实物予以解释。可惜的是,在现今所知的沈从文著作里,这本特别的《红楼梦》注解却是很少有人提起。又如《千秋疑案悼吴公》一文里,提及吴则虞谈到并获得某部《石头记》异本,但因为机缘不巧,周先生始终并未亲见。随着吴氏的去世,异本之事也就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了。再如文史学家张次溪所见过的“一部最巨大的《石头记》抄本,其册之巨大,必须放在‘八仙桌’上方能展阅”。凡此种种,周先生在红学之路上所见所遇,种种趣闻及遗憾,于书中随处可见,周先生在文中常为之叹息。

  是书秘闻甚多,我最珍惜亦最感动的一则是写吴宓先生。吴先生以妙玉自况,仿《世难容》撰同题曲,周先生举“行真人愈妒,守礼世同嫌”,来叹息吴宓先生之命运。然我独赏“只赢得花落无果空枝恋,又何须高人名士叹无缘”。此语应是吴先生回答这一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时代与人生”之问了。

  作者:陈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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